导读
Foreword
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,领导者应如何实现自身的使命与最佳影响力?在这篇文章中,作者给出了一个答案:自我革新。本文作者乔丹·卡萨洛是一位社会企业家,他从自身影响力旅途的不同阶段中,总结出了七个问题,而每个问题背后对应着的正是作者自我革新的关键节点。在文末作者为读者附上了一首约翰·奥多诺休的诗歌,引导我们跟随着这些问题去迎接“一个全新的开始”。当然这个过程中,也可以去思考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插图:卢卡·迪·巴多罗买 (Luca Di Bartolomeo)
领导力是一种可以不断再生的资源,前提是要拥有自我革新的精神。这意味着个人要能够从他们所依附的工作中脱离出来,理性地去看待它们,审视自己的策略,接受变化,并抓住那些需要重塑自我的机会。
在从验光师转型成为社会企业家的35 年职业生涯中,我一直在不断进行自我革新,以追求一个人人(特别是那些最贫穷和最偏远的社区的人们)都能平等获得眼镜的世界。自我革新的过程常会令人感到无所适从甚至需要面对种种风险,但对于一个领导者何以在数十年中实现自身影响力的最大化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。约翰·奥多诺休 (John O’Donohue) 在他的诗歌《一个全新的开始》 (For a new beginning) 中捕捉到了自我革新的本质。它始于深刻反省以及倾听你内心对话,接下来,会有迹象出现,表明你可能需要改变路径,才能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。这通常是一个“令人困扰的事实”,因为它会扰乱现状。
“在你鼓足勇气之时,欢喜降临,
你动身前往新的世界,
眼中再次洋溢起活力与梦想,
一条充盈的道路在你面前沿向远方。”
如果您正处于领导力之旅的关键时刻,那么您可以通过如下七个问题,去厘清自己的最大和最佳价值:
▍问题一:我人生的驱动力是什么?
23 岁时,我经历了一个超然时刻。当我站在阿拉斯加北部布鲁克斯山脉的一座山峰上时,身中的“自我”消失了。这种体验在登山者中并不为奇,我感到自己与万物融为一体又如同虚无。在那一刻,我意识到我要去追求比我自身更伟大的东西。
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,我并不知道,甚至毫无头绪。
故事要从六个月后讲起,我加入了人类验光志愿者服务 (Volunteer Optometric Services to Humanity ,VOSH) ,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(Yucatan Peninsula)为缺乏视力医疗资源的人提供志愿服务。在与一个 7 岁的视障儿童面对面时,我找到了我生命中的驱动力。他几近全盲,但当我在他的鼻梁上架了一副功能强大的眼镜的瞬间,他又得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。这个瞬间改变了我们俩的生活:我帮助他重新拥有了看清世界的视觉,他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愿景。我意识到,如果我能大量复制这种经历,这就是比我自身更伟大的东西。那一刻在我心中点燃了星星之火。
全世界有超过 10 亿人患有视力障碍或失明,却无法获取眼镜。某种维度上,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患者群体。当你选择在一个需求如此之大的领域,去为积极和长久的变革而努力时,你必须一以贯之,并有策略地为之努力。这份事业必须能让你的心跳动起来,因为它是长期持续行动的原动力。
对我来说,这仿佛是偶然得之。但如果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去询问自己人生的驱动力是什么,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可以找寻到他们明确的使命,去实现影响力。
▍问题二:实现我所寻求的影响力的最佳路径是什么?
两年后的一件事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工作的影响力模式。
与VOSH 团队一起,我们带着 5000 副社会捐赠的眼镜和数百磅的药品抵达哥伦比亚的基布多 (Quibdo) 。在那里,我遇到了一位 42 岁几近失明的人,她是一位乔科省 (Chocó) 的土著妇女。通过眼镜,视障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解决。在奇迹般地恢复视力后,她划着独木舟回家了。但到岸之后,她却因眼镜看起来“ 太滑稽了”而受到排斥。几天后,她再次出现,要求更换一副眼镜。不太幸运的是,在这5000副眼镜中唯一符合她极不寻常的验光数据的,就是我们之前送给她的这副 ——一款50 年代风格镶有水钻的猫眼眼镜。当她选择把眼镜留给我们时,我们很震惊。我记得我当时在想:如果病人选择保持视力障碍的状态,而不是恢复视力,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。
这是我的第四次出差,旅程才刚刚开始,我已感到不安。我开始质疑VOSH的策略,虽然我认为它提供给了我实现价值的工作。我们如何赋能当地社区以保障他们可以自行照理?提供用过的、捐赠的眼镜有意义吗?当我看到那位乔科女人选择不戴眼镜划着独木舟回家时,这些疑虑一下子涌现。我们忽视了她的尊严,忽视了她可以去选择一副符合当地文化和喜爱的眼镜的能力。
我开始思考其他的方法:如果我们对眼镜进行收费,是否可以引入强大的市场反馈机制?如果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是有价值的,并且定价合理,人们会愿意为此花掉他们的辛苦赚来的钱吗?
完善影响力模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一些关键洞察,特别是与利益相关者直接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洞见,可能会暴露出你方法的不足之处。就我而言,关注我挥之不去的疑虑并认真对待那个乔科女人的欲望和需求,促使我提出了问题并改变了我的方法。
▍问题三:我可以从他人或现有方法中学到什么?
为了寻找更好的前进方向,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,我参与了多个与视力相关的公共卫生项目。
我去往位于印度马杜赖 (Madurai) 的亚拉文眼科医院 (Aravind Eye Hospital),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科医院也是一家著名的社会企业。在那里,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向 Venkataswamy 博士(V 博士)及其出色的团队教授和学习“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”(compassionate capitalism)。“用商业实践和商业准则去解决社会问题”这一核心概念,曾一度困扰着我。我切身观察了 V 博士如何协调这些看似对立的力量来解决白内障失明问题。
之后,我又在海伦凯勒国际 (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HKI) 担任了五年的河盲症(River Blindness) 项目主任,这是一个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预防失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。我喜欢这份工作。它教会了我如何与社区合作,为处于“穷途末路”的人们提供必要的药物。通过我在 HKI 的工作,我被提名为控制非洲盘尾丝虫病(河盲症)项目技术咨询委员会 (Techn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, TCC) 成员,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公私合作项目,领域中的许多知名机构都参与其中,如世界卫生组织、世界银行、各国政府、非政府组织以及如默克制药等公司。
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和公私合作关系是扩大我们影响力的关键。我没有尝试全部从头做起,而是花时间向其他人学习来之不易的智慧,并以此指导我的工作。
▍问题四:我们的干预层次是否正确?
作为一名领导者,我发现我的领导力周期在一遍又一遍地循环着:从激情燃烧到感到倦怠再到失去方向……在其中的一个低谷期,我开始问自己,我们的战略是否需要重新聚焦于更高层次的政策改变。
经过反思,我意识到我的不满源于一种强烈的感觉——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整个非洲的健康问题。即使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河盲症,我们也不应忽视肆虐的艾滋病以及死灰复燃的疟疾和肺结核。TCC 委员会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医生。我记着当时的想法:如果医生一直只与医生交谈,我们将一事无成。我们需要将健康问题提上总统和财政部长的议程——他们是掌握实权和财力的人。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,心里的那团火在咆哮。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,第二天,我似乎知道推动我人生下一篇章的东西是什么了。
几个月后,我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莱斯利·盖尔布( Leslie Gelb)的办公室。我向他表明,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全球健康问题,因为它们对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影响会日益扩大。他专心地听着,回答说:“证明它。”我说:“ 雇用我,我会证明这一点。”他雇了我。我成了外交关系委员会 (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,CFR) 的第一位健康研究员。
这是另一个自我革新的非凡时期:我与外交政策精英交往,学习新的语言,并去了解权力的运作方式。在接下来的五年里,我一直在证明健康对美国外交政策极为重要。我们发布了一份白皮书,通过狭隘的利己主义、开明利己主义和领导力视角来阐明健康议题为何重要,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。
▍问题五:如何将我所学的一切整合到一种新方法中?
尽管我取得了进展,促成了真实的对话,并赢得了像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(Richard Holbrooke) 大使这样的支持者,但我再次感觉到我心中的火和领导力能量在燃烧殆尽。
我非常迫切地想要回到实践工作中去,这次,我拥有了在CFR期间磨练的政策技能。我有信心可以整合 15 年的经验教训,去成立一个新组织来解决全球眼镜市场中的市场失灵问题。
至此,我已知道,我希望我的工作对健康和繁荣产生直接影响。我与喀麦隆 (Cameroon) 中部萨纳加 (Sanaga) 河谷一位农民谈话的记忆涌上心头。她告诉我:“我们最强烈的需求就是机会。我们希望自力更生,如果我们有机会,我们就可以满足其他的关键需求,比如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。”
我恍然间意识到,“视力”就是一个“机会”!它使我们能够学习和工作。大多数人靠自己的眼睛和双手谋生,但过了 40 岁之后,每个人都会在某一时间开始失去近距离观察的能力。我在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许多患者都因视力下降而失业。在我走访过的无数村庄中,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现象也很普遍,尤其是对女性而言。
这启发了我:如果让当地妇女接受培训,开办小企业,向邻居出售简单的老花镜会怎样?如果它奏效,我们就可以围绕“视力”去创造就业机会,维持更多人的生计。当我考虑将这个概念变为现实时,我又一次来回踱步数日,我感觉到我的能量也又一次满格了。
▍问题六:我是下个阶段的最佳领导者吗?
在接下来的十年里,我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能量。我带领一个小团队建立了社会企业“视觉春天”。我们的使命是让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眼镜。我一直保持着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,每晚只睡五个小时也不觉得累。随着受益者的规模达到数百万,我们开始获奖,捐助者也增加了对我们的支持,更多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和理事会。
然而在创建并扩大了组织规模之后,那种熟悉的倦怠感又出现了。这并不是源于对工作或对组织丧失热情和期待。为了克服它,这次我不得不问了自己一个迄今为止最难解答的问题:“我是视觉春天下一个十年最合适的领导者吗?我的技能能够满足组织当前的需求吗?”
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已经知道了答案。但是,人应该如何从那个定义自己是谁的事物中脱离出来呢?我发现,要真正实现自我革新,就必须仔细聆听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,即使它告诉我一些我不想听的话。我开始日益倾向于采取一种更系统化的方法来解决矫正视力的问题。我相信,只有那样,我才能做出最独特的贡献。
▍问题七:我现在可以提供哪些我以前不能提供的东西?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我慢慢从视觉春天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脱离出来。如今,在艾拉·古德温(Ella Gudwin) 干练地领导下,公司继续蓬勃发展着。视觉春天即将为我们的第 1000 万名客户提供服务,并且最近从麦肯齐·斯科特 (MacKenzie Scott) 那里获得了 1500 万美元的筹款,这将极大地增强我们的影响力。
从视觉春天退出后,我与丽兹·史密斯 (Liz Smith) 一同创立了依视路。作为系统协调者,依视路致力于推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战略,将眼镜及其巨大的好处带给需要它们的10亿人。在依视路,我得以运用我所有的技能、人脉和自我认知来解决这个35 年前所遇到的挑战,从而再次激发起了我更深层次的使命感。
我们都希望主动地、有意地、有意识地构建我们的生活,以期我们的生活能与我们生命中最在意的事情相关。用约翰·加德纳 (John Gardner) 的话来说:一个有自我革新能力的人不会把自己的潜能探索交给生活中的偶然,而是要系统地或者至少热切地追求到生命的尽头。然而,事实上虽然我们渴望追求意义和影响,而且这种渴望是真实的,但除非我们有意识地思考如何去实现它,像工作一样努力去构建有意义和影响力的生活,否则在回顾往事时,我们仍会带着遗憾。运气、命运、环境的作用固然不容小觑,但我相信更好的选择是尽可能让自己处于主导局面,并将这些遗憾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一个全新的开始
约翰·奥多诺休(John O'Donohue)
在心之偏隅,
思绪不再游荡之处,
一个新的开始已悄然形成,
等你准备好后前往。
长久以来,它注视着你的渴望,
感受着空虚在你内心地滋长,
注意到你如何促使自己继续前行,
仍旧无法离开已超越的东西
它看着你置身安全诱惑的游戏当中
灰色的允诺重复着千篇一律的低语,
动荡的浪潮升起又平息,
你的生活是否亦如往昔。
在你鼓足勇气之时,欢喜降临,
你动身前往新的世界,
眼中再次洋溢起活力与梦想,
一条充盈的道路在你面前沿向远方。
虽然你的目的地还不明确,
但你愿相信这个新开端所带来的期许;
将自己展现在重新开始的恩典中吧,
与你的渴望合而为一。
唤醒你的冒险精神;
不再留恋,学会在风险中找到安逸;
很快你会以新的节奏归来,
你的灵魂将察觉到这个等待着你的新世界。
附上约翰·奥多诺休 (John O'Donohue) 的诗歌,摘自《祝福我们之间的空间:一本祝福书》(To Bless the Space Between Us)一书,企鹅兰登书屋,2008 年 。
乔丹·卡萨洛(Jordan Kassalow )博士是视觉春天(VisionSpring)的创始人和依视路(EYElliance)的联合创始人。他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亨利-克朗研究员,斯科尔奖获得者,约翰-P-麦克纳蒂奖获得者,以及《敢于担当重任:如何从现在开始改变世界》一书的作者。
来源:《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》英文网站2022年10月5日
原标题:The Power of Self-Renewal: Sustaining Your Impact as a Lea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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